解密：渤海国如何被强纳入朝韩史上的“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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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解密：渤海国如何被强纳入朝韩史上的“南北朝”？

朝鲜和韩国现存最早的纪传体史书《三国史记》，是在高丽王朝时期由金富轼等人编纂完成的。后来，还出现过《三国遗事》、《三国史节要》等以古代“三国”为记述对象的史籍。这些史书中的“三国”就是新罗、高句丽和百济。虽然，在三国并立的同一时期，朝鲜半岛南部曾长期存在着伽耶诸国，但朝韩史学界习惯上使用“三国时代”来指称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的朝鲜半岛。中国读者不陌生的是，历史上唐朝曾分别和三国建立朝贡册封关系，并试图调解三国纷争。7世纪中叶，唐朝最终联合新罗灭亡了百济、高句丽，并大败前来援助的日本水军，奠定了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新格局。

此后，唐代的东北方存在一个“海东盛国”渤海国(698-926年)。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它被认为是肃慎人的后裔靺鞨人所建立的王国，而且，肃慎、勿吉、靺鞨、女真、满洲一脉相承。这是中国历史学界的通行看法。但是，在朝鲜、韩国的古代史体系中，渤海国与新罗王国一起被称为“南北朝”(或直译为“南北国”)。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韩国通史《韩国史》，每一版都明确将渤海国作为与新罗国(此为“统一新罗”或“后期新罗”，676-901年，是吞并了百济全部故土和高句丽南部故土后的新罗)南北对峙的王朝，认为它们同属于一个国家，只是处于分裂的状态。那么，这一历史认识的依据是什么 渤海国和新罗国真的是朝韩古代的“南北朝”吗

渤海国没有留下自己的史书，渤海人的着述留存得极少，仅有的几方墓志中也找不到这样的证据。9世纪的大文豪崔致远，代表新罗国王给唐朝皇帝的表文《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抗议渤海国与新罗在唐朝廷外交礼仪中的争端，将渤海国称为“北国”。上表提及新罗曾授予始建国的大祚荣新罗本国官秩“第五品大阿飡”，并认为大祚荣是“高句丽残孽类聚”，实际上是高句丽的附庸，极力贬辱渤海，并挑动唐朝廷对渤海的恶感。12世纪的金富轼在其撰写的《三国史记》中，强调新罗统一了高句丽、百济的“三国史观”，将统一新罗的北方邻国渤海国排除在外;该书记载了新罗与渤海国的两次通使，并将渤海国写作“北国”，在其他普通记载中则称渤海为“渤海靺鞨”或“靺鞨”。可以说，渤海国人自己、新罗的崔致远，以及高丽王朝的金富轼，全都不能提供存在所谓“南北国”的历史依据。

但是，到了李氏朝鲜时代出现了一股关注北方领土的倾向。在这一背景下，18世纪朝鲜实学柳得恭《渤海考》第一次将新罗与渤海视作“南国”和“北国”，但既未展开论述，也未明确提出“南北国时代”。他认为高句丽百济灭亡之后，新罗分占南北，是为南北国：“昔者高氏居于北曰高句丽，扶余氏居于西南，曰百济朴昔金氏居于东南，曰新罗，是为三国。宜其有三国史而高丽修之，是矣。及扶余氏亡、高氏亡，金氏有其南;大氏有其北，曰渤海，是谓南北国。宜其有南北国史而高丽不修之非矣。”19世纪初的大实学家丁若镛也在《疆域考》中着重将渤海列入。18世纪李朝史学家、《东史纲目》的作者安鼎福则反对将渤海国纳入朝鲜史。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之后，朝鲜进入36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民族主义史学家申采浩、张道斌等人掀起研究渤海史的热潮，其背景无疑与日本占领有关。这一时期，古代历史研究与民族独立运动紧密相连，他们对中国东北历史格外关心。申采浩批判金富轼《三国史记》排斥了夫余国、渤海国，并将渤海王高王和宣王称为“高帝”“宣帝”。张道斌《国史》(1916年)则将渤海视作高句丽继承国。

朝鲜半岛光复后，朝鲜和韩国分别展开了各自的民族史—国家史构建。1962年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朴时亨教授发表《为了渤海史的研究》之后，朝鲜史学界开始强调渤海国与高句丽文化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后朝鲜的“南北国史观”将古代历史传承关系梳理为“古朝鲜——夫余——高句丽——渤海——高丽——李氏朝鲜”，十分强调所谓北方系统的重要性。韩国学者宋基豪等人批判朝鲜的渤海史认识，认为其中充满了政治化的表述，而非学术研究客观性。在韩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将渤海国史纳入韩国史范畴，继承了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的观点，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开始较为细致的研究。目前，韩国境内没有一处渤海国考古遗存，但是学术界研究热情很高。借助雄厚的资金支持，韩国学术研究机构搜集的中朝俄三国考古发掘资料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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