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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秦汉建立什么政治体系导致中国人什么都敢吃？

在饮食方面，中国人向来很少有什么特定的禁忌，龚鹏程在《生活的儒学》一书中话说：“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人的禁食范围最窄，几乎什么都吃。”即便是酒类这样很多社会都曾从宗教上严厉禁止的事物，在中国历史上执行得也不严格，而且常常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波动;国家虽然多次禁酒，但多是出于实用性目的的临时举措，至于在全社会层面上达成禁酒的共识，或像美国那样，以宗教为由将禁酒上升为国家政策和法规，那可说是从未有过。

这当然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有关：作为一个至迟在秦汉时代就已建立起早熟的政治体系的国家，宗教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并不十分重要，而儒家又坚定秉持关注此世生活的信念，除了某些特殊仪式期间有饮食禁忌(如居丧期间不能饮酒或斋戒时要吃素)外，并无特定的严格戒律;甚至即使犯戒也不过只是受到罚款或“越礼”、“败德”这样的指责，除了虔诚的佛教徒之外，基本不必担心死后要受地狱之火炙烤。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饮食禁忌

在其他社会中，这却往往攸关重大。在基督教传统中，酒和面包象征着基督的血与肉，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一些社会禁酒的起因可能就在于“(葡萄)酒和血的外在相似性”，有着祭祀上的重要性。近代以来欧美社会的禁酒运动，虽然常举出“饮酒引发犯罪”这一看似世俗的理由，但实际上背后的推动力往往来自宗教界。在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像卫斯理这样的宗教人士担忧于社会的失序和混乱，认为饮酒是一种堕落的不良习惯，试图在人们心中重建道德秩序。1809年诞生于英国的素食主义运动，就是源于当时一群“圣经基督徒”(BibleChristian)教会的成员聚在一起发誓禁食酒肉。到19世纪中期，英国兴起大规模的禁酒运动，以至于在全国各地的数千个禁酒集会上，与会者都用饮茶来表明自己反对饮酒的态度。这一风潮后来吹到美国，在1920年代前后禁酒运动高潮的时期，不饮酒被视为一个优秀基督徒有别于那些“堕落的天主教徒”的素质，因为天主教领圣体仪式中的“酒和饼”象征着基督的“血和肉”，而新教反对偶像化，认为不饮酒是恪守教义、对家和共同体负责的表现。

在伊斯兰教国家，饮酒也是被严厉禁止的行为，甚至连咖啡，由于一度被视为一种酒精饮料，也不被许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的教长就宣称：“饮用咖啡是一项严重的罪行!”按照伊斯兰教法，饮酒可被处以公开鞭笞的刑罚。在世俗主义占上风的20世纪初期，伊朗国王礼萨汗便以公开饮酒表明自己对教士阶层的蔑视;然而在巴列维王朝1979年倒台之后，饮用和售卖酒类在伊朗再度成为遭到严禁的非法行为。有时世俗的共和政权也禁止饮酒，例如利比亚的卡扎菲在1969年政变中推翻国王上台后最初的政策之一就是实施禁酒。并不奇怪的是，由于既需要提神又不能喝任何带酒精成分的饮料，因而在中东和英国一样，最终不喝任何酒精的茶都成了当地社会根深蒂固的习惯。

不独对酒类，在对其它“成瘾性非必需品”的态度上，中外的差异也是如此。茶饮料由于不含酒精，很难使人把它和“罪恶”联系起来，因而无论在中东还是欧美，都未遭遇反对;但在金代，朝廷官员却由于茶叶消耗量大增，消耗国家财源而纷纷要求禁茶。金宣宗元光二年(1123)，据省臣奏：“今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银三十余万也。”(《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当时禁茶的措施包括：规定饮茶者的范围，不得随意储存、馈献和出售茶叶。

即便是纸烟这样看来明显危害健康的成瘾消费品，中国最初也并未把它和道德联系起来。据刘文楠《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中国人早先反对吸烟的理由都是“会引起意外火灾”，而且往往仅限于特定范围;而直至19世纪中叶之后，“在英美基督教节制观念兴起的背景下，对酒精和其他成瘾品如鸦片、烟草等的批判才开始与‘个人品性’、‘意志’、‘节制’这类带有强烈道德色彩的词汇联系起来”，而这本身“带有很强的道德和宗教色彩”。但尽管如此，从后来1930年代初国民党推动的新生活运动来看，之所以禁烟，其给出的理由也大多都像当年曹操的禁酒令一样，是出自现实考虑：烟酒属于不正当消费，民众应杜绝不必要的浪费。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的考虑点几乎一样。相比起来，伊斯兰地区和欧美却惯于将吸烟视为罪恶——最着名的可能就是希特勒，他素食、禁酒，还是激烈的禁烟者，认为靠吸烟获得乐趣比烧死犹太人还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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