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会：柳树堰的女人

马大姐

在女邻居被人非礼的那个傍晚，我和大多数邻居—样，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名字叫锦绣，听起来很乡气、一琢磨又大气的名字。听到人喊她，我脑子里就蹦出大好山河、大好前程这些图景来。人长得也开阔，没有从农村来的做派。几年前住进柳树堰，租住的是菜场卖肉佬的房子。看不出年纪，听不出口音，她的普通话来历不明地标准。说的时候有点咬牙切齿，下颌骨就有点摇摆不定，把睑相的宽厚柔和弄出—股子娇媚来。

我经常在下班的时候，遇到她出门。她手里挽个包，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结成一个髻。那发髻光溜溜的，打得结实、雅致，我摸索了几回也没学会。我说，我打的咋就跟你不—样呢。那时我不曾意识到或说留心归纳她和我们之间的—些差别，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想到什么说什么。她听了抿嘴笑。在夕阳下，她那么整洁，容光焕发，带着好闻的洗发露的气味，像一棵散发自身香气的五月草木。我抱怨说，这是天生的，学不去。锦绣说，熟能生巧，没有天生的。我不同意，说，你手脚长得好，利索能干，不是天生的？这样票亮的脸盘子，不是天生的？就是把大姐的脸蒸熟了，能蒸出好看来？把大姐十个指头煮熟了，能煮出巧来？人能不能干，干些什么，都是天生的。我看，老天爷对你偏心眼，什么好处都落你头上了。我点点她的肩说。她笑了笑，脸色有点发红，像是被蒸了—样。天边飘过—朵紫色的霞，她的肩膀微微躲了一下，说，马大姐。她就低头走了。

她的包是那种老式的大包，容量大，装着洗漱用品、饭碗、衣袜，鼓囊囊的。通常她脚步轻陕，步态优美，远去的背影匀速翻翘起的—个个脚板，像首流动的曲子，让人猜想她要去的是个好地方。院子里的孩子看见了她，拍手唱：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上还背着—个胖娃娃……。她拍拍自己的包，似乎里面真装着什么好东西，惹得孩子们蜂拥过来。她看到孩子们就咯咯笑，其他时候不这么笑。有时候她回来，说不定什么时候，早晨、中午、傍晚，她从包里掏出一些糖、桔子、果冻、酸奶、饼干，孩子就会此起彼伏地喊着说，谢谢锦绣。他们的父母也呵斥过，叫阿姨。锦绣就笑，没事，我们那里，管自己爷娘都是喊名字的。孩子们就斜了眼睛看各自的父母，一嘴角的奶沫和有恃无恐。父母们都说，这个锦绣，真要带坏孩子啦。说是这么说，每当下班后从锦绣那里领回孩子，心情都是蛮好的。这个时候，孩子作业大多写完了，肚子里垫了底，精力体力也淘得差不多了，回家只管吃饭睡觉，太太平平—整宿。

没见过她有孩子，丈夫，只看到—个男人在周末的时候来。有时她不在，他就—个人在屋里待一天。我看见他出来买过方便面，买饮料买卤鸡爪，有一次买了不少菜。那是个年轻男子，修长白皙的手指，面孔清秀，没有被烟、油、酒熏黑的痕迹。显然是不会做菜，因为锦绣做得一手好菜。我们的判断来自这样的夜晚，如果锦绣的窗子里正冒出一蓬蓬醇厚鲜辣的油烟，与此同时从油烟中穿透而出笛子滴水般的悠扬快意，那么可以肯定锦绣回家了，因为一双手不可能搞出那么多名堂。锦绣的手是弄不出那种滴水般的曲子的，从她圆润结实的手下窜出的只能是油烟，火苗，一盘盘口味结实的菜。享用这些菜的，他们说是—个开发区中学的历史老师。据说他们已经贷款买了房，房子建好就结婚。

关于锦绣的手，柳树堰有—些说法。据说她在医院当陪护有些年头了，时常用它给病人们抠。它在那些中晚期癌症病人的喉咙、伤口等处留下手感，温度，也在他们心里留下痕迹，出院后的人大都记得她。有—些还来看过她。其中有个做高官的老头，几次恳请她回家专门护理他，也就是日常护理，人已经好利索了，中气很足，工资开到了天价。锦绣抿抿嘴，拒绝了。柳树堰大部分人不能理解，做高干家的保姆，和做零碎活的钟点陪护工，二者的高低优劣不言而喻。明明可以让自己的手干好活，易活，简便活，她偏要留在那一家家散发着难闻气味的病床边，在浓痰、污渍和细菌堆里穿梭，让手变得粗糙又低贱。这是邻居们私下交流的看法，—点点不满，泄漏了他们对这个女邻居的某些期待，和莫名其妙的心疼。他们看，锦绣的眼光又怪异又喜悦。这个锦绣，真要带坏孩子啦，他们说。可是他们和孩子都并不减少往她家走的频率。改变方向，对他们来说就像改变穿衣吃饭之类的日常习惯，是—件需要下决心的事。

那一天，时间在七点左右，大多数人在家里吃饭洗碗，靠路这边的卧室窗子都是黑的，很安静。陡然，就响起来类似警报的呼啸声，一声—声拉得怪异。都丢了饭碗，趴窗细听，声音却停了。纷纷跑下来，我们担心，或者说希望发生一些什么。我们是预备跑到开阔的地方，视察天空的。那声音很像来自擦破风声的空中飞行物。结果就看到了衣衫不整、蜷缩在地的锦绣。一刻钟前，锦绣在院墙下被人按倒了。她少了三粒纽扣，—块衣襟，若干头发，多出半轮耳垂。那接近警报的惨呼声是那男人发出的，整个过程锦绣—声没吭。

锦绣在我家哭了很久。有人忙着给她烧糖水鸡蛋，压惊镇痛的。有人拿来毛巾衣服给她抹、换，她一概不接，只顾捂住眼哭。眼泪水和汗水浸透了枕巾，她的头发，衣服背心，像有人把她架在大火上蒸。锦绣的皮肤白，如果要蒸，会成粉红色。我想起了我们在某个黄昏的对话，说的是蒸我煮我，说的是她天生漂亮。当时她的脸蛋还有点发红，发紫，好像漂亮不是—件好事。看来真不见得是好事。

那晚，锦绣像个黄花大闺女一样，扭扭捏捏，悲痛欲绝地哭，把我们哭得鸦雀无声。所有的话都说完了，即使冒出了新词，也被那哭声弹到墙上，天花板上，哪道缝隙里，没半点印迹。我们不时对着眼神，既尴尬，又惊讶。还有点无趣。就是冲着我们的殷勤好意，她也该早早歇下来。到后来，侵犯她的人似乎是我们。那哭声听成了对我们的声讨，没完没了，积蓄了很多年似的。她终于找到了—条疏通的渠道。这种奇怪的感觉在我们之间波动着。期间有个人嗫嚅着问了句她男友的电话，她的声音停了—停。几个人掏出了手机，但她嘴里没有再发出声音。趁我们不备，她跳下床朝门外跑。我们在后面跟。漆黑的路面响起整齐的脚步声，有虫子受了惊吓，停止了呜叫。跟到她家，敲门不应，只好散了。按说强奸未遂，不过受了惊吓，睡一觉也就好了。不至于发生什么状况。谁知第二天，她一天没出门。第三天，第四天。第四天是周六，早晨，她那个年轻男人用钥匙打开了门。不久，他匆匆出来了。我们都看到他乌黑的头顶和投影，在渐渐明亮起来的阳光下晃动着，快速走远了。两个月后的—个早晨，他也是这样子走出她家，走出柳树堰，再也没有回来。那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这个事件，而若有所思。

在这个早晨，我们当然无知无觉。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锦绣用了几个礼拜时间来修复，这事多少让我们有点纳闷。

高老头

在我就医的中心医院，锦绣有些名气。这完全取决于她的工作出色，多年如一日树立的好口碑。我不是她护理的第—个顾客，是病情比较复杂的—个。我进院时是肺癌晚期，术后一直靠呼吸机呼吸。她来的那个早上，我刚赶走第三个跟她年纪相仿的陪护，是用不锈钢茶缸砸走的。看见她们就叫我生气。我只要摘下呼吸机，就会对我的子女咆哮，让他们统统滚蛋。一下班就出现在我床前，按胳膊按腿，问寒问暖，好像我是他们手下的木偶娃娃。连同我的主治医师在内，穿梭在病房的白大褂们个个怀揣谋财害命之心，医术平庸，手段毒辣，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我对他们充满了戒备和积怨。我的目光吓哭过—个实习女护士，她的针头因此留在我因为每天注射而发硬的血管里，怎么也拔不出。从此我没再见过她。如果我的眼睛能杀人，这个病房已经堆满了尸体。我的办公室、会议厅经常尸体如山，他们坐在下面既不敢跟我对视，又不敢不跟我对视。那时周围人事太多，太庞杂，我没有时间生病。去年我退了，一有时间，这病就来了。来者不善，这病木看人的地位，阶层，身份，现在也不分年龄，逮住谁是谁。我工作了一辈子，结局就是躺在这个空荡荡的发出怪味的房间里。来看我的部下不超过十人。十年前我老伴住院，也是差不多的病房，每天来看望的人络绎不绝。我只在住院的第一天守在床头，那天全院的护士都分到了鲜花。她们喜悦地进出病房，像在庆祝我老伴得病住院。现时不同往日，人走完—生各种滋味都得挨。

那天，锦绣踏着尸体而来，脚步稳健，目光沉静，坐在我的床边领受着我目光的杀戮。在她雷打不动的笑容里，我感到她有备而来，因此敌意更加浓重。那时我反感一切肢体健全、有心理优势的人。儿女们向锦绣介绍我的情况，规矩种种。最后小女儿蹲在床头问我，爸爸？锦绣就站在身后，我叫她走。我是用眼神传达意思的。她当时手里捏块毛巾，迎着我的目光笑了下。这之前，还没有人在我的注视下笑得出来。我一愣神，热乎乎的毛巾贴到我额头上了。我的眼睛被弄得潮乎乎的，有些迷糊。她上上下下地抹我，像抹桌子一样，不顾我在她手下发出咆哮的前期发声。好，我走。她换了—把毛巾，说，你睡过去了我就走。她答应了，我就停止了表达。等我半夜醒来，她还在。家人都不在，她歪在椅子上朝我微笑，睁着两只亮晶晶的眼，问我饿不饿，喝水不喝。我愤怒地盯着她。她支起身子，探向我说，这会儿没个人，我能走吗？您这样的重病号，能发脾气的不多见哩。想要什么样的伺候您，给我说说，兴许我能给您找到。我不中您的意，您身边不能缺人是不是。不想让孩子成天守着，挂着，您就得用上我们这号人，用着省心，省力，就费点钱。给我们减轻生活负担，也给孩子减轻压力。您那一帮孩子，多好，多孝顺，怎么就没个好脸色，让孩子多着急，也对您恢复不利是不是。心放宽了，您会一天天好起来。……还想我走？好，好。

她说她的，我不理。后来我干脆把眼闭起。我看出来了，这个女人有点难打发。她就说那句，好，我走。我就走。还有那句，这会儿我能走吗？交替着说。翻来覆去说。我既然不能用目光将她消灭，不能把茶缸（换了个塑料的）掼到她盖着刘海的那张笑眯眯的脸蛋上，还不能出声，只有把头别向里侧睡觉。

傍晚，孩子们来了，我用笔传达了我的决定。笔尖穿透了纸张，墨水的印渍直透本子后面好几页。我急促犀利的笔力令他们感动惊喜，不解，精神振奋，然后面面相觑。我看出他们的犹豫，气得眼睛发黑，用笔尖快速点着端痰盂出门的锦绣。接着我奋力把笔扔出。我的大儿子一动不动，闷声受了我这一笔。小女儿赶紧按住我腹部，脸色黄黄的，生怕我伤口撕裂。看他们还在犹豫，我伸手扯我脖子上的大小管子，儿女们都扑了上来。小女儿的眼泪流得最长，爸我留下，我陪您好不好？

看到他们抹泪，我的心都不跳了。我对自己说，不如死了。我不想再听到呼吸机那烦人的呼嘎声了，不想看到自己半死不活地躺这儿，费钱，费力，费心。儿女们白天忙累，晚上哪有精神守我。我让他们明天给我找个中用的来，轰走了他们。

这晚锦绣基本没事可做。女儿给我洗的脸，手脚都擦过了。她光看看吊瓶。我斜向她的眼神里就有了胜利的光彩。她也朝我看，笑眯眯的，大概她不知道自己明天就得卷铺盖吧。只要闭上眼睛，等睁开的时候看到的就不是她了。她将是留在我床头时间最短的—个。

锦绣护理了我三个月。我不记得她后来怎么留下的。术后我很虚弱，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我想念我家的狗，胜于想念远在英国的四儿子。但是他们都不能来。狗自然是医院明令禁止的，儿子还不知道我得了病。他正处在考试关键期，我一时半会还死不了，想等好了再当作—件趣事告诉他。四儿子比我有出息，长相像他妈妈多一些，性子不知像谁；他在我面前时老使得我生气，因为他仗着我对他的疼爱，不分场合抨击我进行的公共事务，甚至整个国内事务。他不回来远比他在眼前让我舒心。出国是他妈妈的遗愿之一，她对他的期待好像来得比其他子女强烈，就像她只生了他_个。归根结底，我想念四儿子，只是出于理论上的想念。还有理论上的担心，小女儿都成家了，就他单着，我不希望他给我领个洋鬼子回来。他妈妈也不会愿意他这么办。

锦绣从哪天开始同我谈起我的四儿子的，是个什么由头谈起的，我不记得了。她说话不多，很擅长聊天。她问儿子多大，帅不帅。我告诉她，他长得像他妈妈，作为男人来说不算长得好。今年小三十了。别看锦绣没成家，很会拉家常，几乎每天都提起我的儿子或狗。她鬼机灵，知道谈起他们我就不能冲她发脾气。我让小女儿从家里搬来了一摞子相册，有精神时，我就指给她看我家的人。其他人她都看过了，就是每天东来—个西晃一个的那些人。他们等我死了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主要是给她看我老伴年轻时的相片，让她同四儿子的相片对比。

说起来，那段病床时光是我这些年来过的数得着的安逸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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