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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四实习那年,正巧国家号召大学生下乡支教,作为师大学子,我更是热血沸腾,于是主动请缨,来到大山深处的门头小学,做了一名支教老师。起初,我还觉得自己蛮了不起的,甚至有点伟大,那些光秃秃的山、硬邦邦的石头,在我眼里,无不充满诗情画意。本以为三个月的支教生涯,会成为我一生中最浪漫的回忆,谁知还剩最后一个月时,学生的一个问题,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那天早上,我正在上课,忽然传来一阵叫喊声,那声音由远而近,十分急促:“陈老师,陈老师—”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半大的孩子,满头大汗地跑到教室门口。这孩子叫二娃,本来是我班上的学生,他有点儿弱智,加上家里又穷,已经辍学好长时间了,今天怎么突然来了?
二娃站在门口兴奋地说:“陈老师,俺……俺有学费了,又……又能上学啦!”他一高兴,说话就结巴起来,我听了半天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他姐姐大丫进城打工,寄回了学费,要他来复读。我一听,很替他高兴,就让他坐到最后一排听课。
那一节课,我发现二娃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好不容易挨到下课铃响,我收拾好课本,准备宣布下课,就在这时候,二娃突然高高地举起了手,我点点头,让他有问题快问,谁知那小子一抹鼻涕,居然开口问道:“老师,啥叫坐台呀?”我一听,脑袋立马大了,沉着脸训斥道:“小毛孩家,问这干什么?”二娃见我发火,便耷拉下脑袋不吱声了。
这时,班长山杏站起来,说:“老师,二娃的姐姐大丫在城里坐台,挣钱给他上学,大家都说她不学好,是这样的吗?”我愣了片刻,一时想不出答案,只好勉强答道:“坐台嘛……就是坐在讲台上,给学生上课,这没什么不好的呀!”话刚说完,又有学生问我:“那老师你上课不是站着吗?大丫为什么坐着?”
“当然是因为城里条件好,老师也有凳子坐,这样上课就不累了。”我怕他们没完没了地问下去,便胡乱搪塞两句,赶紧走出了教室,还没走几步,只听身后二娃在兴奋地叫嚷着:“哦,我姐姐是好人,我姐姐在城里坐台当老师了!”
那声音,清亮得就像早晨树林子里的一声鸟叫,而在我听来,心头却是沉沉的,我没来得及多想,刚出教室门,迎面遇见了老校长,他告诉我说,一个月后的期中考试,乡里要抽考,成绩最好的学校,能得到一笔不小的补助,这笔钱对学校来说太重要了。言下之意,是要我在这一个月的支教期内,一门心思,教出成绩来,帮他争取到这笔补助。我当即一拍胸脯,信誓旦旦地作了保证:“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拿不到全乡第一,一个月后我就爬着回城!”其实,我说这话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据我所知,这个乡太偏僻,除了我,再也没有别的大学生来支教,况且两个月来,我教的学生,成绩明显有了进步。我堂堂一个师大高材生,把他们那些乡下教师比下去,那还不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吃了我给的定心丸,老校长把上课铃摇得更欢了。上第二课时,我回到教室,孩子们起立向我问好,我照例点一下头,示意大家坐下,话音刚落,却听后面“骨碌碌”一声响,那二娃竟然一屁股坐倒在地上,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这个调皮鬼,一来就不安分!我走过去,正要朝他发火,却见他坐的不是凳子,竟是一个圆咕隆咚的树墩儿,难怪坐不稳呢。我问他的凳子哪去了,他“嘿嘿”一笑,说:“老师,我们说好了,从今天起,大家轮流坐树墩儿,腾一张凳子给你坐—你也应该像城里的老师那样坐台!”二娃刚说完,班长山杏接着说:“我们山里虽穷,也不能让陈老师累着!”我一回头,果然看见讲台旁有一张凳子,看着孩子们一双双天真无邪的眼睛,我哭笑不得,只好坐着讲起了课,成了“坐台先生”。
这一个月里,我使出浑身解数教学生,孩子们也很用功,成绩“噌噌”地往上蹿,特别是二娃,他自身条件差,缺课又太多,学得很是吃力,我便在课后给他开小灶,渐渐地他也算是开了点窍。当那个圆树墩儿由最后一排转到第一排时,抽考结果终于出来了,我一瞧名次,顿时傻了眼:我们居然排在第二名,离第一名就欠那么一口气!我仔细查找原因,原来问题出在二娃身上,他的应用题全军覆没,考了个倒数第一,这一下就把平均分给拖了下来。没能兑现对老校长的承诺,我是既懊恼又羞愧,公布成绩时,我从高分开始报,当最后报到二娃时,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叹了一口气,说:“二娃,你要是能做对一题,老师走得也安心了。”二娃一听,深深地埋下了脑袋。我不忍心责备他,随手罚了他一道作业题,便宣布放学。
当晚,老校长把我喊到他家里,他整了一瓶廉价白酒和几样小菜,安慰我说,虽然补助的事黄了,不过我已经尽了力,三个月的支教期已满,明天上完最后一天课,我就要走了,他代表门头小学的孩子们为我饯行。我张了张嘴,却不知如何开口。老校长好像猜中了我的心思,指了指酒碗,我端起来,一扬脖子,“咕嘟咕嘟”喝了个底朝天,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两行泪水不争气地淌了下来。
那晚,我醉得一塌糊涂,一觉就睡过了头。
第二天早上,我还躺在被窝里,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老校长扯着嗓门在外面喊。我一下惊醒了,发现太阳早就爬上了山头,肯定是老校长看到教室里没人,来催我上课了。谁知开门一看,他后面还跟着二娃他娘,她一双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像个桃子似的,说是二娃不见了,一夜都没回家。我一听慌了,连忙到教室问其他学生,可大家都说不知道。
我和老校长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学生分成两组,我带一组去前山,老校长带一组到后山,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二娃,可是一直折腾到傍晚,一点线索也没有,这二娃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第二天,我们还是不甘心,这么大的孩子了,就是遇上野狼、野猪什么的,也该留点儿痕迹呀!这次我们扩大了搜索范围,却仍是一无所获,大家的心开始沉了下来。我一边找,一边在心里拼命地骂:二娃呀二娃,你这个害人精!怎么早不出事,晚不出事,偏偏我要走了你却来事了?
一连找了三天,大家都绝望了。我看着打点好的行李,再看看肝肠寸断的二娃娘,走也不是,留也不是。老校长一看时间,进山的班车快到了,他安慰我说:“陈老师,你先走吧,这事我担着。”
我默默地背起行李,在老校长的陪同下,踏上了回城的山路,在我身后,像尾巴一样,拖着一大帮山里的孩子。
我不敢回头,也不忍回头,我是一个败兵之将,根本没有勇气再看他们一眼。前面那道山壁,就是“门头”了,它就像一户人家的大门,这村子也因此而得名。我紧咬嘴唇,快走几步,想早点绕过去,好脱离他们的视线,就在这时候,突然,从门头那边转出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天!那不是二娃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扶了扶眼镜细细一看,果然是二娃。二娃也看见了我们,飞快地跑了过来。
我压在心里的那块石头重重落了地,一把搂住他,不由失声痛哭:“你这个臭小子,死哪去了?让大家多担心呀!”
二娃嘴巴一咧,也哭了:“老师,你……你走了,就没人来上课了,俺……俺想把大丫姐找回来,好换你坐台……”
这个傻小子,因为我随口的一句话,居然冒出了这么个想法,还以为把在城里“坐台”的姐姐找回来,真能替代我上课,我呆若木鸡,半天说不出话来。
说话间,二娃的小伙伴们全都一拥而上,哭成了一片。二娃一抹眼泪,又说:“老师,你放心走吧,俺知道答案了,俺能做出一道题来了。”
我疑惑地接过他的作业本,翻开一看,不由傻了眼:这是那天放学时,我罚他的那道数学题—“从门头村到县城一共120公里,班车每小时开40公里,多长时间到县城?”二娃的答案居然是6小时,“老师,俺坐车进城,总共花了6小时,我做得对吗?”
看着二娃焦急的样子,他那双眼睛如山泉般纯净,我的心不由莫名地颤动起来,我不知道他这6小时是怎么走的,我哆嗦着手,从兜里掏出红笔,在那答案上打了一个大大的红勾。二娃一看,咧开嘴,甜甜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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