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也曾迷信：鼠疫是“上帝带给人类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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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西医也曾迷信：鼠疫是“上帝带给人类的惩罚”

鼠疫、鼠疫杆菌与医学专家

1894年3月，广州城下起了绵绵细雨，人们一如既往地在城市内河中洗衣服、淘米、洗菜、洗涮马桶，谁也没有料想到这场雨竟然会断断续续地延续到7月，在此期间有很多老鼠莫名其妙地死亡，鼠尸脓肿糜烂，可是人们都忙着生计，怎么会在意几只过街老鼠的死活呢，然而这却预示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即将降临。

3月广州城率先爆发鼠疫，粤语中常常称鼠疫为“痒子”，时人也将其称呼为“时疫”、“瘟疫”、“卵子症”、“疙瘩瘟”、“标蛇”、“大头天行症”、“红丝疔”、“疡子疮”等，英语为“plague”，日语时称“苦列拉”。没过多久，港英殖民政府便出于防疫考虑，指派调查员罗森医生(Dr.Lowson,J.A)和亚历山大·雷尼尔医生(Alexander Rennie)前往广州调查疫情。当雷尼尔看到如人间地狱般的广州城时，忧心忡忡地写道，“从1894年3月初到月底，在广州城爆发了腹股沟腺鼠疫，打破了广州健康状况良好的局面。截至本报告写作之时，此次传染病已经蔓延到周边城镇和村庄，以及香港。”同年5月15日，《申报》头版报道了香港鼠疫情况，“香港华人近得一病，时时身上发肿，不一日即毙，其病起于粤省及北海，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约三十人，死至十七八人”。

对于西方人而言，香港鼠疫无异于欧洲中世纪黑死病梦魇的再次降临，其可怕程度往往被欧洲人视为来自“上帝的惩罚”，所以为了避免各自国家和殖民地感染鼠疫，很快作出反应，纷纷宣布各自通商口岸的港口检疫规章和制度。1894年5月10日香港宣布成为疫区，但是实施港口检疫制度并不等同于防疫，事实上，当时广州和香港的中西医对这场鼠疫都是同样的无可奈何。

与此同时，法国则派遣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1836-1943)从河内到香港去调查鼠疫及其控制策略，目的是遏止它向越南东京湾蔓延。1894年6月15日，他和两位助手到达香港，仅有一台显微镜和消毒蒸锅，实验室也只是爱丽斯医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内的一栋草房。样本的获取也很困难，他们在向总督申诉后，才被批准接触病人和病理学的资料。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耶尔森仅用五天就分离出首尾圆形、轻微着色的鼠疫杆菌。他们通过解剖鼠尸，证明了疫死的老鼠和人感染的是同一种细菌。由于发现这种关联，他很快给鼠疫下了第一个科学的定义：“鼠疫是一种接触传染和可接种的疾病。很可能是老鼠构成主要的媒介”。他将这个发现写成一篇论文发表，并对这个疾病提出详细的治疗方法。虽然北里一行人也发现了鼠疫杆状物，但是耶尔森先人一步确定鼠疫和鼠疫杆菌的关系，故一般认为鼠疫杆菌的发现者是耶尔森，后世亦将鼠疫杆菌命名为鼠疫耶尔森氏杆菌(Yersinia pestis)。鼠疫与鼠疫杆菌之间的关系只是在耶尔森等人那里得到了较为准确的表达，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跳蚤在人与鼠之间的媒介作用，这要等到1903年，李斯顿(W.Glen Liston)才在印度确切地指出跳蚤是这种疾病的病媒。

中医与西医，妙手难回春

在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中，很明显表现出两套医疗系统的互相冲突。一方面是殖民地居民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与西方殖民者的公共卫生观念，以及港英政府强制推行的隔离与清洁措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是中医治疫与西医治疫之间的竞争与调适，以及“用药治疫”与“请神治疫”之间的互补。面对鼠疫，除了很多人逃灾避疫外，仍有不少民众会就地接受药物治疗。由于中医和西医本身对瘟疫的理解就不同，而且有各自的治疫传统，因此“有信仰的病人”与“负责任的医生”之间的故事也在此次鼠疫中上演。

清代中医一般认为瘟疫是由四时不正之气、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尸气及其他秽浊熏蒸之气而形成的疫气所致。所谓四时不正之气是指，“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之气”，当时中医认为此次鼠疫的发病原理是，“一言以括之曰湿热之毒，人少阳，一经而已，盖发于夏秋湿气，令惹起蒸之，故此时蛇虫□菌生，湿热为毒之验也。鼠居地中，先受湿热，故鼠先病，少阳乃三焦与胆皆主相火，湿热与火相合，故统观此症，热毒最重，少阳主周身之膜膈，其经绕耳，行手膀胆与肝连，肝脉绕腠缝，故生痒子必在此三处，痒子者湿热之毒凝聚痰血而成也，即疙瘩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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