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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解密：汪精卫是如何沦为日伪政权代理人的？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一开始就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坚决抵抗。因此，日本一边加紧侵略，一边积极寻求在华“代理人”，先后在中国建立了各色傀儡政权达数十个。汪伪政府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日占时期的上海，投敌“合作”的事例比比皆是，合作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各种形式的合作都有其背后的利害考量，对于大多数合作分子而言，只是出于一己之私，仅仅是“谁给钱就为谁干”而已。但对伪政府头目汪精卫来说，他的投敌可谓是“经过政治上深思熟虑的”。曾几何时，他是国人心目中的不世英雄，以身刺杀摄政王未遂，在死囚牢中写下传颂一时的名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就连审判他的肃亲王也被他的人格与情操所感动，破例免了他的死罪。此时他的所作所为却在中国历史上被看作与秦桧、石敬瑭齐名的大汉奸，何以如此天差地别

对他来说，“拯救国家不需要重庆政府主张的那种殊死抵抗，而应寄希望于‘一种合理的和平’和加入日本宣传的‘东亚新秩序’”。因为他“对衰弱不堪的中国军力的失望，对统一战线以及共产党人操纵统战感到仇恨”,只有与日本合作才是符合他理想的“救国”道路。

“大东亚共荣圈”下的日伪政权

“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侵华时打出的旗号。该构想出现于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的“第二次近卫声明”中。此后在日本的不断酝酿下，1940年7月26日，日本内阁会议制定的《基本国策纲要》中提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构想，即“建立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

早在1937年日本进入中国时，就在积极寻求这样的人选，企图诱降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以期达到不战而灭亡中国的目的。只是在全中国人民的反对声下，蒋介石政府不敢接受日本提出的诱降条件，日本所谓的“和平”交涉未能成行。但是，日本对蒋政府实行诱降的努力一直没有放弃，1944年9月还将制造直接与重庆政府会谈的机会作为首要目标，直到重庆政府返回南京的前一刻。

因为蒋介石政府的不肯合作，致使日本有了另辟蹊径寻求新的“合伙人”的打算，并且制造“不以重庆政府为谈判对象”的舆论上的压力，企图以下定决心扶植新的伪政权的办法来逼迫蒋介石政府投降。“如果中国现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协助新生的中国的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

汪精卫投靠日本成为新“代理人”

由于重庆政府不敢冒然进行投敌活动，日本加速了寻求新“代理人”的步伐。1938年7月12日，《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中提出：为了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应加强目前正在实行的计划。主要有：一、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二、促使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三、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

然而，这种傀儡政权一开始就受到日本的严密控制，“各个政权的首脑以下的官吏，由中国人担任，但必要时，在关键的位置上配置少数日本顾问，或招聘日本人担任官吏，便于从内部进行指导”。一面是日本陷入中国战场相持阶段、一时无法自拔急于找到新“代理人”的急切心情，一面是汪精卫集团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遇降临、不可错失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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