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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苏联顾问团团长崔可夫在华使命：修补中苏关系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肯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不仅于此，苏联还派遣了数百人的志愿飞行员来华作战，并为中国提供军事顾问团，帮助中国军队指挥和作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了本文主人公崔可夫的在华使命。

崔可夫的全名是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1900-1982)，曾经在伏龙芝学院东方系学习汉语，因此曾在1926年、1927年和1929年三次作为外交人员来华工作，能够说一口比较流利的汉语，对当时中国的情况有一定的认识。

1940年底，崔可夫被苏联领导层相中，作为第四任，也是苏联最后一任顾问团团长来华。在此次来华之前，崔可夫曾是中将、集团军司令员，因为在苏芬战争中作战失利被解除职务。崔可夫来华之前受到了斯大林的亲自接见，斯大林对他的任务做了明白的布置：“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紧紧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恶化，暂不要去管他们”，“苏联的援助只能给予蒋介石国民党而不能给予中国共产党。” 这当然就是苏联远东外交的目标和指导思想，也是崔可夫在华活动的外交和军事行为准则。

修补中苏关系的使团

其实苏联这个时候派出崔可夫使团，除了正常的军事顾问团团长一职的交替之外，还肩负着一个与其他顾问团团长不同的而且也是经常被人忽视的独特使命，那就是修复中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

苏联被国联开除之后大为光火，认为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的“背叛”导致的。苏联和中国的外交关系从此跌入低谷，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不断减少。可是苏联的“报复”行为实际上也严重损害了它利用中国拖住日本的战略利益，苏联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必须改善。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才有了崔可夫的来华。

苏联方面之所以选择崔可夫，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另外一方面崔可夫苏芬战争期间苏联将领的背景，也是对中国方面的一个提醒。

1940年12月，崔可夫告别重病中的刚刚出生的女儿伊林卡，带着一份厚礼——150架战斗机、100架轰炸机、300门大炮、500辆吉斯5型卡车以及其他一批相应的装备和备件来到了中国。苏联援助的飞机和大炮对当时已经山穷水尽的中国空军和艰苦抗战中的陆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这样一批军事物资一方面支持了中国的军事斗争，另外也向各方表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正在改善。

皖南事变后的苏联调解人

然而，重庆迎接崔可夫的还礼却是皖南事变。崔可夫刚到重庆后不久，就收到了皖南事变爆发的消息。皖南事变使各方面感到了中国发生内战的危险，也使崔可夫的中国之行面临了第一个严峻的考验。毫无疑问，中国爆发内战是苏联和其他的西方大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对苏联而言，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就会破坏苏联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的战略目标。因此苏联和其他的西方国家一起对国民党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外交压力。

与其他的西方国家相比，苏联在中国还有一张王牌——崔可夫顾问团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和影响着苏联援助物资的分配，因此崔可夫的行动相当有分量。崔可夫在会见国民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的时候婉转地问到：“你们是否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使用了我国提供的武器？”这样开门见山的提问，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际上就是威胁：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将很难保证苏联的援助。接着崔可夫又会见了包括白崇禧在内的其他国民党官员，表达了苏联的严重关切和不满。同时崔可夫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会见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劝说他们适当地妥协。

皖南事变的后续发展让国民党陷入了内政和外交上的被动，不得不表示以后将不会再有军事上的行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统一战线的维持，也保证了中国战场的相对稳定，让日本白白高兴了一场。在事变的整个处理过程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崔可夫军事顾问团的影响，崔可夫的动作无不是以将中国继续作为一种主要的对日牵制力量留在抗战中为目的，他的军事顾问团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其他的外交手段所扮演不了的调解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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