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着之一，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编撰而成。此书描写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传奇历险故事。《西游记》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女妖魔、女神仙及俗世女子三类,作者借这些世俗凡人和神佛形象对人情人性的渴求，对生命长存的期望，对世俗生活的向往。那么，作者为何把《西游记》中的美女打扮成妖魔

隐寓世态炎凉渴求宽容理解。《西游记》中的玉面公主、树精杏仙及女童丹桂腊梅、盘丝洞的蜘蛛精、黑松林的老鼠精、天竺国假公主玉兔精等。这些女妖，有的是想吃唐僧肉以求长生不老;有的是想与唐僧成亲，破其真阳;有的是真心想与唐僧作夫妻。她们都以美貌诱人，考验师徒四人真心向佛的心志，都在九九八十一难之中。她们虽为妖魔却有着世俗中人的人情人性，正是“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

铁扇公主活脱脱世俗中人。身为翠云山芭蕉洞主，凭其稀世珍宝芭蕉扇称霸一方，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她的丈夫牛魔王为贪图美色与百万家私，又讨玉面公主为妾，到摩云洞做了“倒插门的女婿”。铁扇公主过着被遗弃、被冷落的凄苦生活。她渴望夫妻长相厮守，因此，当孙悟空假扮牛魔王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喜出望外，俏语温存，试图以情以义感化夫君，人世间夫妻之情之状在她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现。透过这一形象，我们可以感受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给女性带来的内心痛苦。

小说《西游记》尽管把女性打扮成妖魔，但我们也看到了作者赋予女性形象的现实意义。在取经途中，观音频频出阵，亲临黑风山、五庄观、枯松涧、通天河等处，常常是“未及梳妆”，便纵上祥云赶去救难，成为唐僧师徒的释厄者、民间信仰中救苦救难的化身。观音慈悲为怀、扶正祛邪正是俗世中平民百姓善良美好愿望的形象体现。

寓意对传统挑战渴望理想爱情。《西游记》所涉俗世女性少而又少，仅西梁女国、唐僧母可以列入。但无论是工笔细描的女儿国，还是简笔勾画的唐僧母，在反映时代精神以及传统道德观念的变异上，具有很高的代表性。佛经传说中的“女人国”故事，旨在传播佛理，把“女人国”喻为人生之苦海，人必须抛开俗世的情欲，方能度出苦海臻于圣境。小说《西游记》则有意淡化“女儿国”的宗教色彩，把西梁女国作为一个人间国度来描写，把西梁女王作为凡俗女子来塑造。尽管“女王招赘”也是考验唐僧西行取经诚意的一“难”，但它与蝎子精、蜘蛛精、老鼠精、玉兔精等由妖魔制造的女色之难有着根本的区别，女王是向唐僧求婚配的唯一的活生生的人。通过这一形象，作者对人情、人欲表现出大胆的肯定和由衷的赞美。

女儿国王是一个有情有欲的凡尘女子形象，而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高洁圣徒。她美丽多情，聪慧灵秀，毫不掩饰自己对爱情婚姻的热烈渴盼。当唐僧师徒来到女儿国倒换关文时，女王立即表示，愿舍弃九重之尊、一国之富招唐僧为王，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永传帝业。当见到丰姿英伟、相貌轩昂的唐僧，心欢意美之下，“不觉淫情汲汲，爱欲态态，展放樱桃小口，呼道:‘大唐御弟，还不来占凤乘弯也 ”，大胆真率之言，令唐僧耳红面赤，羞答答不敢把头抬。接着，“那女王走近前来，一把扯住三藏，俏语娇声，叫道：“御弟哥哥，请上龙车，和我同上金奎宝殿，匹配夫妇去来。”，其娇媚、温情、执着，让唐僧战战兢兢，止不住落下泪来。在这里，唐僧似乎成了违反人的本性的标本;女王则是者所肯定的积极、大胆追求爱情婚姻的正面形象。而且，女王对唐僧的情，是以性爱之欲为前提的，换言之，是压抑已久的自然欲求被焕发而萌生“指望和谐同到老”的“真情”(54回)，它与《牡丹亭》中杜丽娘因自然涌发的生命冲动引向梦中的欢会意义一样，包含着人性解放的时代精神。

《西游记》属世代累积型小说，“全书以诙谐滑稽为宗旨”，即便涉笔变幻莫测的女性人物，也体现了真幻相生、幽默戏谑的艺术风趣。云中四圣为试禅心联袂上演的闹剧，女儿国国王为求匹配所引发的喜剧，还有观音菩萨的村言俗语及与孙悟空的幽默调侃等，都抹上了作者“性敏多慧”、“复善谐剧”的个性色彩。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西游记》虽未摆脱类型化的模式，作品中女性人物仍分几种类群，但道德化色彩明显淡化，个性化风采开始显露。作品中的女性，无论仙女、人女还是妖女，都富有较 强的“人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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